登1登2登3皇冠:美国【guo】港口崩了,义乌的圣诞树赶不上圣“sheng”诞(dan)节〖jie〗

文 | 钟艺璇

编辑 | 楚明

运营 | 月弥

蝴蝶的翅膀

11月底,上午10点,我在这里遇见了李国山。他正低着头刷短视频,身后是无数比人还高的圣诞彩条,贴着墙根密密垂下来,又哗地一下砸在地上。10平方米的小店,存挂着1千多种不同款式,他恨不得在天花板上也布满它们――假如客户会抬头看商品的话。

看到我,这个40多岁的浙江义乌商人从老板椅上起身,邀请我坐下。他准备给我泡茶,俯身在右侧的柜子里摸索了一阵,愣是没找到一个一次性纸杯,最后开口从隔壁店铺借了一个。

“没生意啊,杯子都不准备了。”他说。

疫情后的义乌商贸城,外国客户已经鲜见。远在美国长滩和洛杉矶港口的堵塞让大批圣诞树漂流在路上,迟迟无法发货,商人们只能干着急。另一面,圣诞节的气氛早已弥漫开来,由于供应短缺,国外的人造圣诞树价格上涨了10%-30%。

以往李国山的小抽屉里会有大把的速溶咖啡、一次性纸杯和外国客户点名要的“China tea”。他的时间就是金钱。义乌商贸城8点半开门,外国客户过去会早早等待在外商通道旁,带着一帮中国人冲进狭小的店铺里,有翻译、摄影、记录员,“乌压压的”。用他的话说,“客户得在门口一个一个排队谈”,谈成了,开心了,非洲客户还会顺带揣走一把速溶咖啡。

商贸城下午5点半关门,6点断电,以前没人舍得这半小时。在电脑关机的最后一刻,匆忙结算完毕,李国山会带着客户往地下室走,那里有一个小小的门,专门留给工作人员出入。

超过6万个商铺组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,从外头看,它像一抹巨大弧线,而李国山所在的三楼A区不过是圆弧的一小节,却是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集散地――这里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圣诞用品。

曾经的热闹成为这些义乌圣诞老板们闲聊时的回忆。中午,他们把过去接待客户的塑料凳搬到门口,一边吃快餐一边聊天。在这里,无论男人、女人,年轻或是年长,都能对当下的国际局势侃侃而谈,上到政策,下到行业黑话信手拈来。见我坐在一旁,李国山瞟我一眼,“其实我们说的东西,你这种大学生是很难懂的”。

他们的确是最为敏锐的一群人。2006年以前,天津人李国山在乌鲁木齐做圣诞彩条外贸生意,专门从义乌进货倒卖给俄罗斯人,因为离得近,“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”。但后来俄罗斯人不再向李国山买货,直接奔向义乌避开差价,他感觉生意不好做,“俄罗斯人越来越精明”,决定火速打包行李去义乌发展。

时至今日,义乌的圣诞用品链条已经颇为成熟。一个义乌产的圣诞树、圣诞老人、圣诞彩条乃至灯饰,从订单、生产、运输到海外港口卸货,将会经过多人之手,其中便包括李国山这样的义乌供应商、外贸公司或者货代公司,最终再借由货轮抵达海外。

这个链条又是脆弱的。蝴蝶的翅膀只要轻轻扇动,风便能轻易吹到任何环节。疫情和远在太平洋东岸的港口大堵塞,彻底翻转他这10平方米的店铺和营生。以前李国山有打不完的电话,有接待不完的客户,他没有时间吃午饭,门口不到3米宽的狭窄过道被挤得水泄不通。但现在下午4点钟一到,他准时把卷帘门往下一扯,转身就走人。

时间成了义乌圣诞老板们如今最充裕的东西。他们坐在铺子门前,懒洋洋地招呼零星的客户。不少位置好的圣诞用品批发铺子,已经转手短租给春节灯笼门店,圣诞歌就这样一阵一阵地飘荡在虎年字符的大红灯笼里。

▲ 圣诞用品店铺旁边已经卖起了春节对联。图 /钟艺璇

无法跨洋的圣诞树

在商贸城,每个义乌商人桌上都有份统一订阅的商报,但李国山把它压在茶杯下,从来不看。等看到这些信息时,“那就来不及咯”。

这两年国内外疫情、海运涨价、港口堵塞的消息雪花一般纷至沓来,硕大的黑色标题第二天印在报纸上,都没有一通电话消息来得迅速。

圣诞树工厂老板王志飞9月初接到了外贸公司打来的电话,“美国客人说了,9月底再不出货,他就不要了”。在往年,圣诞节前的出货会持续到10月中旬甚至月底,但数万公里外的美国西岸,最繁忙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已经濒临崩溃状态,无数集装箱被滞留港口,卸货速度几近停缓。

这场被称为“世纪大拥堵”的港口堵塞,让王志飞的美国客人最后下了决心,宁可赔付定金,也不要这批货。“照美国现在的卸货速度,已经赶不上圣诞节了。”

早在5月份,王志飞就接到了相当于过去一整年的订单量,但现在这批货价40多万元的圣诞树只能躺在王志飞另租的800平方米仓库里,等待下一个圣诞节周期来临。

义乌的仓库几乎只能年租,他碰运气找了一个短租4个月的转租仓库,但也为此多花了接近5万元的仓储费。

太平洋东海岸冗长的卸货周期令一批批跨洋的集装箱有去无回,但与此同时,大量来自东南亚的订单又陆续流向中国,等待出口的集装箱供不应求,甚至“一柜难求”。

陈超是义乌港某仓储管理工作人员,他目睹了从去年以来集装箱价格的暴涨,“以前开往印度的一个柜子才2000多美金,现在涨到7000多,到非洲的集装箱差不多快2万了。最高有涨到4万美金的情况”。

没有集装箱,这些圣诞用品无法开始自己的跨洋之旅,这连带着义乌港也显得萧索起来。在过去,载着集装箱的货车在义乌港的门口排起长队,从早到晚,如今人车稀少,陈超不到4点就匆匆下班。

就算抢到了集装箱、货到了客户手中,回款周期也被拉长了。陈芳黎经营一家专卖圣诞帽的工厂,主要销往西班牙和泰国。她的老客户多为海外华人,一代传一代,一个叫Linda的年轻华人姑娘,接手了母亲的业务,定期向陈芳黎进口圣诞帽。

资金的紧张也令Linda无法及时向陈芳黎回款,8月份,陈芳黎向Linda出了一批价值16万元的圣诞帽,直到11月底,才收回7万多元,“还剩下9万多,Linda说最快12月安排”。

▲ 图 /《回我的家》截图

以往Linda一般到货半个月左右就会付款,“今年她的货一直被积压着,实在亏太多了。”迄今为止,义乌商人依旧以货到付款的形式与外商交易,这种交易需要具备一定信任基础,同时也背负着极大的资金压力。在海运暴涨的情况下,海外商人承担了高额运费,资金周转吃紧,必然影响其对供应商的回款周期。“这是一个风气,都这样的,你不愿意,自然有其他人愿意。”王志飞说。

“很多客户到市场上开单子,没有正式的合同,就是手写一张销货单。”仅凭一张销货单,甚至没有定金,义乌商人也会凭借信用通知工人开工做活。在义乌,对信用的重视随处可见,国际商贸城的大门外,就粘贴着几块巨大的白板,写着“诚信为本,信用无价”八个大字。

“纯粹就是靠一张脸”,没有所谓的生客,合作几年自然就成熟客了,在刚入行时,王志飞也十分不习惯,但他发现,自己不接待的客人,专门有人愿意接,“这样不行,万一他的客人做大了,以后做断了怎么办?”

这样原始的方式自然存在不小的风险,毕竟义乌商人和外商客户之间,还隔了外贸公司和货代公司,供应商们没有进出口权,极少与外商直接交易。行走在义乌大街上,随处可见的除了批发市场外,就是外贸、货代、银行和商务酒店。

李国山从抽屉里拿出个蓝皮的合同夹甩在桌上,“看到没,全都是欠款跑路的”。他随意抽出3张单子,“这里就是9万”。经常有冒充外贸、货代的诈骗公司,向商家订货,收货后就消失。而这种不可控因素,在海运费用暴涨同时,也增加了资金链的断裂风险。

原材料的涨价同样是钝刀子割肉,今年2月开始,棉花价格从去年均价14000元/吨左右,上涨到今年最高24000元/吨,涨幅高达71.4%,这直接导致圣诞老人肚子里的棉花贵了。而充当圣诞树枝干的铁丝和枝叶的PVC皮料,也纷纷涨价,就连陈芳黎圣诞帽的包装纸也贵了,“350克1毛1,现在300克1毛8”。

圣诞用品是低价值商品,商人们为了维持成本,必然只能向下游客户加价,“但是就算涨1毛钱,客户都叫苦连天”,李国山说。海外客户已经承担了天价运费,又如何愿意再让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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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超曾经在义乌港仓库听见客户抱怨,自己提价后,外商直接放弃了这批货,转头寻找其他供应商,“他们原先好不容易预订的集装箱都不提了,系统自动轮给下一个客户”。

这个圣诞节注定煎熬。在成本上涨和仓储费的额外支出下,王志飞今年的生意根本不见利润,“一年忙到头,年底了,一分钱没见着”。

没有人能说清海运涨价,到底谁最受其害。义乌圣诞老板们赚不到钱,客户收不到货,外国人也拿不到像原来一样便宜的圣诞树,唯一见好的是从去年以来终日飘红的运价指数。

或许只有一点能确定,没人能预料新冠疫情的影响会如此绵长。

格子间和世界

尽管拥有一大批海外客户,李国山还是说不来外语。他有一个非洲女客户,叫Felista,疫情来不了义乌,两人就用微信沟通,各说各的语言。

“我就初中毕业,哪懂这些个玩意啊。”除去“OK,my friend”以外,李国山每一句都用了微信翻译,他甚至念不来这个女客户的名字,外贸公司给客户取了一个方便称呼的代号,“G41”,他就喊人家“老G”。

不会说,不会读,但商人们见过的国外客户多了去,对国外的潮流动向甚至政治局势也了如指掌。可能难以想象,一个从未踏出国门的中年女人,会和我谈论起哥伦比亚的港口大 *** ,而她下班的生活是做饭、散步和洗衣服。

曾经人多的时候,这里每天都发生着新故事,商人们也乐于回忆,他们整日窝在10平方米的空间里,却生出一种透视世界的味道。

李国山刚来义乌时,第一次接触非洲客户,对方突然张开双臂,咧着白牙对着李国山喊“爸爸”,他起初极不适应,经常被吓一跳,后来也就慢慢习惯。很快他也逐渐摸透了各国客户的喜好。黑人喜欢有存在感的东西,他指着身后一条黄白相间的彩条,“就是这种,乍一看,够大够实在的”,他又指向远处的一条细点的绿色彩条,“白人喜欢精致点的”。

事实上,每个圣诞老板们都掌握着这些喜好“秘密”。王志飞知道日韩喜欢粉色、白色这些浅色系列的圣诞树。陈芳黎卖圣诞帽的规律很简单,俄罗斯客户喜欢毛茸茸的毡帽款式,东南亚客户的帽子需要做薄一些,西班牙人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粘亮片的帽子。除了帽子,她还承接圣诞服定制,“俄罗斯的圣诞老人服装是蓝色的,白雪公主服在那里也卖的很好”――她至今都不知道,为俄罗斯人庆祝圣诞的叫做“严寒老人”,蓝色外袍是他的特点之一,而所谓的白雪公主,则是“严寒老人”形影不离的小孙女“雪精灵”。

今年雷锋帽式样在俄罗斯特别流行,陈芳黎特地在电脑主机上摆了一个浓妆外国假人,一个光秃秃的头,戴着两顶雷锋帽,一层盖着一层,四只护耳耷拉在模特的耳边。为了销量,帽沿的文字也各做了两种,英文与俄文。

在义乌,商人们很少谈论为什么,他们只管生产,只关心卖货,再波谲云诡的远方变动,落到他们身上也不过是换个花样。

2016年美国大选时,《 *** 》曾报道,义乌一家棒球帽工厂老板在大选的最后几周,收到了大量支持特朗普的订单旗子,剑拔弩张、此消彼长的大选博弈在这里被消解为再日常不过的工厂订单。

从金融危机、欧债危机、再到疫情席卷全球,李国山“好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”,他身上总有一股特有的江湖气,谈论起记者们的来访,他显得很无所谓,“以前这附近谁家老板还接受外媒采访了呢,人家说他的店是跨国公司” 。他直白地对我说,如果不是看我千里迢迢从北京来,算半个老乡,否则不会搭理我。

如今全球制造商和零售商所面临的又一次风波,无非是一环扣一环的链条反应,说起遥远大洋彼岸涨价的圣诞树,他耸了耸肩,“肉烂汤锅里,说俗一点,最后还是他们美国人民买单”。

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一条分支,到现在的国际商贸城,和世界的连接,就在十平米的格子间内奇妙地发生了,甚至要早于互联网盛行年代。

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种关系,是陈芳黎多年前和女儿去泰国旅游的时候,她顺路去了一趟泰国的小商品批发市场,发现好几家店铺的门口都悬挂着自己出口的圣诞帽。有一位是她的老客户,一位泰国华人,每年都会来义乌挑选新品,他戴着红绿相间的精灵圣诞帽迎接陈芳黎,长长的帽身垂在肩膀上,像一条毛毛虫,尾巴还有颗毛茸茸的圆球――不出意料,这自然也是“made in China”。

义乌将“made in China”推向国际。这里是很多传奇的诞生地,鸡毛换糖的故事,陈芳黎从小听到大。她20岁不到,就在原来的义乌小商品城批发工艺品倒卖。1997年,女儿刚出生的第2年,她在一次展销会上看到圣诞节的各类产品,“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圣诞节是干什么的”。她顿时来了兴趣,试着批发了一些圣诞服和帽子,那时候款式不多,不像现在,仅仅是陈芳黎的店铺里就摆放了上千种圣诞帽。

面对全球客户,义乌商人们也需要学会应对各种情况。一些被雇用的翻译有吃回扣的习惯,跟随外国客户进门时,往往趁对方不注意,悄悄伸出又屈起两根手指头,重复几次,直到陈芳黎点头,这意味着翻译将得到2%的利润回扣。但随着外国客户来往的次数多了,回扣越来越难拿,外国人学会避开翻译直接用中文询问价格,“这个多少钱?”

碰到会讲价的商人,难免又是一场拉扯,印度客户则是令王志飞最为之头疼的一批人。他们对价格极为敏感,会打听好所有种类、尺寸圣诞树的最低价格,标注在随身携带的白纸上。等到第二天,再拿着这张纸,一家一家探底线,不管高的、矮的、稀疏的、茂密的圣诞树,印度人只买下最廉价的型号,“只买你最便宜的,让你无利可图”。

现在这些故事都成了商人们反复提起的“那个时候”――尽管也就是两年前,人来人往的热闹足够让他们念叨许久。海外电商的宣传单如今发到了李国山的桌上,他压根不关心这是什么,“每天都可以收到,要是不及时丢,会有这么一大摞”,他两手张开,给我比了一个夸张的宽距。

▲ 疫情前的义乌,外商正在增补加急采购圣诞用品。图 /视觉中国

义乌的法则

我纸杯里的茶叶都泡发了,李国山才接了一天的第一个电话,是读小学的儿子打来的,兴趣班要下课了,让他去接。

商人们不喜欢现在的生活。王志飞的店铺里摆放着一屋子圣诞树,没有货架,和人一般高的圣诞树直直摆放在地上,远远看过去,他就在一片毛茸茸的人造森林里摆弄自己的电脑。店门口摆着几把红色塑料凳,有客人来了,就在走廊接待,但现在整个商贸城宛若空城,来了也只能刷一天手机。

疫情开始后,陈芳黎再也没见到那位泰国的华人客户。他在微信上和陈芳黎诉苦:“如今下游的多家泰国零售商都停业了,自己已经在考虑是否要提前退休。”

现在新病毒“奥密克戎”蔓延多国,圣诞老板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又多了个新话题。吃饭散去后,每个人端起手机问候起老客户,“老板最近怎样啦,注意防护疫情哦”。

▲ 义乌商人正在整理各种款式的圣诞帽。图 /视觉中国

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生意法则,越是前途未卜,信用和口碑就显得越为弥足珍贵。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涨价,毕竟身后随时有其他厂家虎视眈眈,想一口吞掉他们的老客户。只要不亏本,王志飞都会接下订单,“今年虽然不挣钱,但以后谁说得准,我不能把客人做跑,客人没了才真的完蛋”。

商人们信仰优胜劣汰,这里几乎都是中年人,也都是冒险者。他们享受着全球化的巨大红利,也承受相应的脆弱。如今又叠加工厂限电、加工费上涨、内销市场缩小的困境,我问李国山,是不是有工厂会倒闭,他哎哟一声,“那不然呢,做生意又不是开玩笑,多少年了,这里每天都有人卷铺盖走人”。

就在5年前,王志飞还是汽车行业的员工,那时候新能源还只是个概念,没人想到现在成了一个新风口。他当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,觉得传统行业看不到头,正好有朋友在外贸公司,干脆辞职了来从商。“那个时候胆大啊”,但现在他开始恐惧了,外国客户一年不来还好,但两年三年呢,万一客户们发现在网络上采购差不多,消费习惯改变了,“不来义乌了怎么办?”他已经没有精力去琢磨这些网络门道,尤其是直播,他爱看,但不代表自己会玩。“这些年轻人的东西,我搞不来。”

商人们都在想念过去,陈芳黎向我翻阅着自己的手机相册,大腹便便的印度客户站在店里,戴着圣诞帽,颇有成功人士的气质。身材较胖的南非人和陈芳黎合照,体形是她的2倍,朋友圈的同行在底下评论,“老板娘你可真苗条”。如今,就像她的西班牙和泰国客户一样,一代传一代,她的女儿辞去了金华的工作,已经跟着母亲继续做圣诞生意。

在这数十年,不同于波澜壮阔的新贵行业诞生史,义乌的商业世界依旧按照传统的方式流动着,笼罩商人曾经的 *** 、苦恼、喜悦,以及现在的失落。

一栋楼里,倒也不是没人赚到钱,李国山认识的陶瓷店老板,每天下午3点多早早收工,“她和我们不一样,我们是没钱赚,她是钱赚够了”。最近陶瓷店老板走得更早了,她嫌楼道里商场放的宣传喇叭太吵,不到2点就打包回家。

就像大浪淘沙,谁都不知道风浪以后谁能留下,前一刻还是风口,下一秒也许就落地。如今灵活的义乌商人也没有了办法,“怎么办,我还能帮忙运货不成?”李国山能做的只有等待,熬着也许还有生意做,毕竟圣诞节就像中国年,“有钱没钱,都要过年嘛”。

对比圣诞用品商人们整日为清闲发愁,整个义乌依旧忙忙碌碌。李国山之前去过广州,觉得那里的节奏太慢。“你看我们义乌节奏多快,你在街上看得到几个人不,哪有一个城市的银行大中午还给你办业务。”

下午,李国山已经收拾着要回家。店里找不到一个垃圾桶,他走出门给我丢纸杯,一个女人在店门口驻足了一会,她指着门口的彩条,问我:“这个一共有几层?”

我是店铺里唯一的人,又答不上来,问她是否要等一会儿,女人向我要了一张名片就匆匆离开。李国山很快回来,大方甩了甩手,显露出义乌商人独有的淡然,“走掉的都不是客户,不用心疼。你也回去吧,我要回家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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